（法国留学照片） 赴法学习之旅并不理想。由于一战幸存下来的法国青年重返工作，导致法国就业紧张。很快，在通胀高企的环境下，之前筹集的奖学金已入不敷出，基金会将无法为学生们再提供帮助。部分带头的留法学生因抗议示威而被驱逐出境，其余的只好四处奔波，寻求苦力来维持温饱。 法国经济萧条，就业格外困难。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厂工作，工资也只能是法国工人的一半。并且家中已无力寄钱给他，为了维持生活，去了家薪资微薄的钢铁厂做苦工，一天十小时的工作量，还被法国人羞辱，对于刚出社会的他有些许不适应，这些经历带给他惨烈的印记。 1921年9月初，工会宣布不再对学生发放补助。艰难维持温饱的他，根本交不起学费，留法学习将成为泡影。 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这位青年。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，法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，一些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。 学习机会落了空，他便投身于激进的事业之中。回到工厂后，他加入了由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成立的学习小组，期间阅读了陈独秀的《新青年》，对 communism 有所认识。因个人能力突出，之后进入了旅欧某执委会（根据1924年7月的会议决定，自动成为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，当时年仅不到20岁）。书友们将就下，这些词只能用英文表述。 多年后他曾与法国外长说起：“是你们的资本家教训了我，使我和我们这批人受到教育，走上了communism……总而言之，我从来不曾受过其他思想的影响……我是直接找上了communism。” 可以看出，他和其他 member of the party 不同，并非因为在思想上发生了深层的进化，而是由于对资本主义不抱奢望，并对资本主义强加在他身上的伤痕而极度不满，转而加入布尔什维克运动的。 1927年2月，回国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所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。回国时，正值国内战乱纷纭。 1939年7月，邓小平再度回到延安，9月与小他12岁的卓琳（原名：浦琼英）结婚。卓琳父亲是云南火腿富商，她本人是大学生（当年能够受教育的女性是凤毛麟角）。之后他们育有三女（邓林、邓楠、邓榕）二子（邓朴方、邓质方）。 从事地下工作时，练就了不留下任何字迹而只把事情记在脑子里的本领。使得他在之后的会议上，无需稿子就能讲话数小时。毛曾称之他为“会走路的百科全书”。 建国之后……（不表述） 因“走 zi 派”，于1969年10月22日，他与妻子、继母被送到江西南昌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，接受思想再教育。他们获准携带一些个人物品，庆幸的是还可以携带几箱书籍。 被放逐的那几年里，他更坚信中国需要更深层变革的必要，以及对中国未来应当何去何从有更清晰的认识。 1971年9月，主动请缨，然而他并没有被召回。不过，有种种迹象表明之前写的那封信是有效果的（小儿子邓质方和小女儿邓榕可以进学院读书了）。 受到这些积极信号的鼓舞，1972年4月22日他再次递交书信。 3个月后，8月3日，再次致信，信中更多强调自我检讨以及最关键的就是「保证永不fan’an」（不做中国版的 Khrushchev），打消了“上面”对他的疑虑。 很快，几天后，8月14日被召回京。 之后便逐步受到重用，他于1975年5月12日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，这算是 party leader 首次出访西方国家。 1974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大学代表团时说，“我没有上过大学，但我一向认为，从我出生那天起，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。它没有毕业的一天，直到去见马克思。” 1974年-1975年，再次遭遇起起落落的坎坷经历。也因此当他被重启委任后，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。直至1977年7月17日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后，得以确定恢复全部职务。 恢复高考复职后，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科研与教育问题。在教育工作会议后他指出，“应当结束推荐制度，直接从高中录取学生，这是一个能够迅速培养人才、见效快的好办法。” 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他决定，无论如何要在1977年举行高考。对于当时的教育体系及大学背景（烂摊子），这项任务简直是令众人瞠目结舌的难题。不过，好在最后是在当年10月21日实施了。 外交紧接着就是应对国防和外交工作的两个难题。一是对抗苏联和越南的威胁；二是改革开放为中国现代化打下基础。 为了减少苏联的威胁，加强与邻国的关系，阻止苏联的势力扩张。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寻求帮助，最快速的办法就是转向日本与美国。 《时代》周刊1978年第一期将邓小平选为“年度人物”，理由是他让一个封闭的国家步入了新的开放之路。